1943年10月的一天，129师386旅的旅长王近山正骑马沉思，突然警卫员快步跑来汇报：“旅长，这次伏击战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，消灭了120多名敌人。”

王近山迫不及待地询问：“我们弄到了多少枪支？”

王近山率领一个团前往延安途中，计划在敌占区设伏。他打算通过伏击获取敌人的武器和物资，以便在见到毛主席时能献上一份礼物。

“我们只找到了十来把枪。”警卫员有些失望地回应道。

听完警卫员的报告，王近山疑惑地问：“咱们干掉了120多个敌人，为啥只拿到十几把枪？”他紧皱着眉头，显然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解。

王近山看起来有些沮丧，警卫员赶紧补充说：“我们这次还收缴了100多把刀具。”

“缴获了刀？什么刀？”听到警卫员报告缴获了多把刀具，王近山立刻提高了警惕。

“那是一把军刀。”

王近山兴奋地表示："我要给毛主席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。"他激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。

旅长原本满脸沮丧，但一听到缴获了大量军刀，瞬间眉开眼笑。警卫员一脸困惑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不就是几把军刀吗？旅长怎么这么兴奋？”

王近山看到警卫员一脸茫然，没有多作说明，立刻催促道：“赶紧领我去看看情况。”

王近山为何认为这些军刀是献给毛主席的珍贵礼物？这背后其实有段故事。当时，王近山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批日本军刀，这些刀不仅是战利品，更象征着胜利和荣耀。他觉得，将这些刀送给毛主席，不仅能表达对领袖的敬意，还能展现部队的英勇战绩。这份礼物既有实际意义，又富含深层的象征意义，因此被他视为一份特别的献礼。

王近山接到命令，带领一个团向延安进发，这是整件事的开端。

1943年，抗日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。中国军民紧密团结，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。日军在节节败退后，不甘心认输，转而将目标锁定在延安——我们的指挥中心。他们企图通过大规模扫荡来摧毁我们的指挥系统，威胁中央领导的安全。

为确保延安的安全，保护中央领导，129师师长刘伯承下达命令，要求386旅旅长王近山率领一个团快速进驻延安。刘伯承特别强调，在行军过程中，如果遇到敌人，尽量避免直接冲突，不要主动与对方纠缠。

王近山表面上应承了任务，实际上却另有打算。他知道前往延安的路上会经过敌人的封锁区，于是计划在途中找个合适的机会发动一次突袭，缴获一批武器装备和物资。这样，他就能带着这些战利品作为见面礼，去延安见毛主席。

一过封锁线，侦察兵就传来消息，说前面有敌军。

"咱们这边有多少兵力？"王近山询问道。

目前有十几辆车停在现场，具体有多少人还无法确定。

王近山听完侦查员的报告后，精神立刻振奋起来，像猛兽发现了目标一样。虽然有人提醒他：“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延安，路上尽量避免交战。”

王近山态度坚决，坚持要采取行动：“到手的肥肉，怎么能让它溜走？”

王近山立刻指挥部队在韩略村西南的公路旁山坡上设下埋伏，静候敌军进入包围圈。

10月24日清晨八点，敌人的十多辆汽车驶入视线。王近山一瞧这么多车进了包围圈，心里盘算着：“这下好了，打完这仗，缴获的装备肯定少不了。”

战后清理战场时，警卫员上报的数据让王近山心情复杂。他感到失望的是，虽然消灭了120多名敌人，但只拿到了十几支枪。然而，他也为此感到欣慰，因为缴获了超过100把刀。

二战时期，日本军官随身携带的军刀不仅是他们的标志，还象征着他们的军阶。这些军刀分为多种类型，如二三式、一九式、九五式和九四式等，每种都对应不同级别的军官。简单来说，只要佩戴指挥刀，就说明这人是个军官。当时缴获了大量这样的军刀，显然其中不乏高级军官，王近山对此自然感到非常高兴。

王近山到达现场后，一眼看到那些军刀，立刻意识到他刚刚击败的敌人全是日军指挥官。

经过详细调查，确认这120多人其实是敌方派出的一个“战地考察团”。带队的是个旅团长，副手是个联队长，队伍里还包括大佐、中佐、尉官、曹长等各级军官，总共有一百多人。

王近山在一次精心策划的伏击行动中，成功摧毁了敌军一个旅团的指挥中枢，这一重大胜利无疑为毛主席献上了一份厚礼。这次行动不仅展现了王近山的军事才能，也极大地削弱了敌方的作战能力，为我军争取了宝贵的战略优势。

之后，毛主席特意表彰了王近山，并抽时间亲自接见了他。见面时，毛主席对王近山赞不绝口，称赞他：“能够准确抓住战机，具备超凡的胆识。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，毫不畏惧，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意志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”

王近山被称为“王疯子”绝非偶然。这个外号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。从战场表现到日常生活，王近山都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行动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的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军事指挥上，也贯穿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无论是面对敌人还是处理日常事务，王近山都展现出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特质。这种与众不同的行事作风，使"王疯子"这个称号成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标签。王近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，这个外号确实名副其实。